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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来看，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否有权就监察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尚存疑虑，但不妨碍做此假设。

[140] 德国公法曾将某些具有内部管理色彩的社会关系视为特别权力关系而非法律关系，排除司法审查。在法学的知识体系内部，纯粹科学和形式化的努力也在发生：学者们对法律、权利、义务、国家、行为、法人等一系列基础概念所作的努力，尽管也没有从经验科学的路线出发，也构筑了繁复而精巧的体系，但这一系列概念分析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权力概念。

（2）《利维坦》中使用的potentia，在英文版一般对应单独使用的power，主要是指事实上或物理上的power，特指各人所拥有的自然力量或权势（natural power）。[71]从更现代的视角看，按照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理解，potestas指中心化的、间接的、先验的支配性能力，而potentia则指局部的、直接、实际的构造性能力。霍布斯给权力赋予的获取未来好处的现有手段的内涵完全可以承担此种角色：权力的所有运用是基于优势获得好处的行为，而其宣称放弃（renounce）、转让（transfer）、托付（confer）、授予（authorise）等则是为了某种好处（例如自我保全）而向共同体让渡与集中个体优势的行为，通过权利或权力的变动形成了它的衍生结构。我们可以说某些限定条件下的potestas就是ius（例如前文的potestas licite utendi）、ius里包含有各种potestas，但却很难说某些条件下的power是right、right内包含有各种powers。在美国，由于建国较晚，立法权、执行权与司法权的划分在建国伊始就在制宪中成为正统的权力分类，直到舶来的行政权概念冲击公法学界，出现了至今争辩不息的议题。

在19世纪初，有关人本身的思考主体性哲学高歌猛进，自由意志在近代法哲学中取得了如同基石的地位，在这场对人本身的反思中，法律人格、权利能力以及主观权利的整套理论被从主体性观念的内部建构起来，这一切为权利概念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关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衰落及重要性理论兴起的复杂变化，参见湛中乐：《再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之法律地位》，载《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7辑（2009），第35-38页。[11]朴素地说，即：原告是否与行政行为有直接联系，或行政行为是否对原告的合法权益构成实际影响，只能以我认为来表达。

新公交线路开设后，这些居民的出行将更为方便，否则至少要付出更高的通勤成本。该条的文本是：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所以，欲将朱教授对保护规范理论的怀疑贯彻到底，只能将利害关系理解为既非生活事实，亦非实体法范畴的一个概念，即（行政）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14]但保护规范理论作为一种判例理论在这些学说的批评中岿然不动，恰恰证明其是经得起批评的。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即便这个论据本身成立，我国现行法下行政诉讼的客观诉讼性也是难以证立的。那么，我国行政诉讼是客观诉讼吗？ 李洪雷教授将目光投向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

[2] 杨建顺:《适用保护规范理论应当慎重》,载《检察日报》2019年4月24日第7版;成协中:《保护规范理论适用批判论》,主观公权利与保护规范理论圆桌会议论文,2019年7月20日于北航法学院(以下将该文标记为未刊稿加以引用);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的不当示范——论刘广明案判决对保护规范理论的运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行政法案例专业委员会2019年学术年会报告(以下将该文标记为PPT加以引用)。如果是这样，那么保护规范理论本身所带有的不确定性毋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是可接受的。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其意义毋宁是以盗火者姿态撬开日渐板结的理论土壤，去推动实体法观念的确立，使行政诉权获得更为坚实的权利性、使行政诉讼制度获得更为牢靠的法律性，进而使依法裁判在行政诉讼中逐步落到实处。问题是，《行政诉讼法》本身并没有就利害关系如何认定预备一个可一般化的尺度。

这一点甚至无须以上述极端案例来证明。[9] 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的不当示范——论刘广明案判决对保护规范理论的运用》(PPT),第37页(需要注意的是,李洪雷明确表述此观点是在阐发此页揭示之保护规范理论积极发挥作用的制度前提时);成协中:《保护规范理论适用批判论》(未刊稿),第10-16页。就此而言，新保护规范理论的代表性论者施密特·阿斯曼（Eberhard Schmidt-A#223;mann）对批评者的回应是有力的：如果仰仗于不从属于规范的‘关系，那么法律安定性（与采用保护规范理论时相比）不会增强，只会减弱。成协中:《保护规范理论适用批判论》(未刊稿),第6-10页有更为详细的论证,详见后述。

而从该条的语义来看，如何从以侵犯其合法权益为要件的行政诉权规定，解释出行政诉讼的客观诉讼性，看不到逻辑上的可能性。致敬李、成两教授惠允争鸣，本文如果有什么贡献，当归功于两位。

作者简介：王天华，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31] 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行政行为千头万绪、千差万别，谁与特定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显然不是《行政诉讼法》所能预见和调整的。[5] 总体而言，朱芒教授和杨建顺教授尽管采取的是消极立场，但他们既未反对保护规范理论本身，亦未主张其与我国现行法的不整合。我们知道，保护规范理论是公权利理论的技术形态，而公权利理论的理论基础在于国家法人说。第三，如果我国法院特别是下级法院在个案中出现了对保护规范理论的误用乃至滥用，或者用保护规范理论错误地解释了法律，那么学界当然应该也有权予以关注和批判——幸运的是，保护规范理论为法院提供了一个说理的平台，从而确保了行政裁判的可批判性。这不仅有正本清源的意义（使行政诉权的权利性、有权利必有救济命题的规范性凸现出来，从而体现依法裁判），而且展现了主审法官可贵的理论勇气和职业责任感。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行政诉讼法》第1条立法目的的解释。

即，在前述新公交线路开设许可申请设例中，法院以原告不适格为由驳回早点铺或报摊经营者的起诉，并不会限制其行政诉权。[15]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已经呈现于上述分析。

但从文义来看，此种权利行使针对的显然是‘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其并未要求个人‘权利受损。真正反对保护规范理论导入的是李洪雷教授和成协中教授。

而向这个目标的接近，需要学界与实务界的共同努力。如，朱芒教授强调，应围绕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的利害关系展开解释论。

假设一家公交公司向有关部门提出新公交线路开设许可申请，有关部门就此作出许可与否的行政行为。即便原告或律师的我认为不同于法院的我认为，也只能以法院的我认为为准。上述分析也可以用来回应朱芒教授的怀疑。忠实于《宪法》第41条的文义，得出的结论毋宁是：《宪法》第41条可能或应该是规定了行政诉权，但并未规定其性质。

搁笔之际，需要申明的有三点。无论哪种主义，只要承认个人在国家面前有自己的人格，保护规范理论乃至公权利理论就具备了基本的观念前提。

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出现上述之荒诞结果。五、保护规范理论不符合我国的宪法精神吗 李、成两教授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保护规范理论所立足的法律思想不符合我国宪法精神（B2）。

又如，杨建顺教授尽管使用了脱离常识这样严厉的措辞，但其所批判的毋宁是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本身。[39] 德国、日本相关判例的梳理,参见安念潤司「取消訴訟における原告適格の構造(三)」国家学会雑誌98巻11=12号(1985年),第99-140页。

[4] 朱芒:《行政诉讼中的保护规范说——日本最高法院判例的状况》,载《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9年第16期。[20] 沈岿:《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司法裁量的空间与限度》,载《中外法学》2004年第2期。……此次行政诉讼之改进，其重要目标既在扩大人权保障之途径与范围，自应扩张权利以外之重大而直接之利益。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的解读（以下简称权威解读），立法过程中利害关系之所以在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直接利害关系的竞争中胜出，是由于它有助于司法实践根据实际需要，将应当纳入受案范围的行政争议纳入受案范围。

[19] 按照以上权威解读，如果说《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意图在于以利害关系这一不确定概念向法院授权，由其根据实际需要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那么可以认为，我国法院（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授权）实质上获得了一种关于行政诉讼原告适格问题的判断空间。但如此以来，所谓行政诉权就会变成一个与实体法无关的概念，一种形式性的起诉权能或起诉权限（prozessuale Klagbefugnis）。

但是，对于法院而言，重要的难道不正是法律评价吗？若法院不实施法律评价，（就像原告所主张的那样）仅以两个事件之间的先后关系（生活事实）来判断，那么案件的处理将会呈现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是非也将随之而消弭。相应地，本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国现行法下，并不存在排斥保护规范理论的决定性理由。

司法裁量论既可能不限制（属于实体法范畴的）行政诉权，也可能限制它，这取决于诸多不可描述的社会学因素。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对举报或者控告,应当及时受理并组织核查、处理。